环境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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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33(7): .

摘要(699) PDF(368)

摘要:

序言——《环境科学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与生态环境研究专刊

2020, 33(7): I-IV.

摘要(663) HTML (120) PDF(401)

摘要:

历史传染病疫情的环境与气候特征初探及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王颖, 梁丁元, 李垚, 张浩文, 范文宏, 吴丰昌

2020, 33(7): 1555-1561.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5.46

摘要(1441) HTML (93) PDF(640)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流行对人类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同时也考验着世界各国公共卫生系统应对大型突发性传染病的防控能力.对历史传染病疫情暴发和流行的环境与气候特征进行总结，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研究及防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结果表明：①历史上人际传播的冠状病毒科、正粘病毒科传染病多暴发于北半球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区及冬春季节，而黄病毒科传染病多暴发在热带地区及高温多雨的夏秋季节.②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催生影响传染病的暴发及传播.③人类对生态系统平衡的影响，迫使病毒宿主栖息地迁移和不同病毒宿主聚集，增加病毒变异概率和传染病暴发风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认为适宜的气候因素可能利于疫情的暴发与流行，而热带国家疫情的暴发则说明需要重新审视气候、环境条件及生态因素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研究结果将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和未来传染病疫情的预测及阻断提供参考和借鉴.

甲型流感的流行与防控分析及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

李垚, 梁丁元, 穆云松, 马瑾, 常江, 王颖

2020, 33(7): 1562-1570.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6.12

摘要(1186) HTML (177) PDF(625)

摘要: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流行，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威胁.对甲型流感这一常见传染病进行流行特征、影响因素和防控措施分析，回顾总结全球为防控甲型流感做出的努力及相关科学研究成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提供防控经验和研究思路.结果表明：①甲型流感呈季节性流行，受气候、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因素影响，在低温低湿、人口密集的环境中表现出强流行性.②甲型流感防控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季节性流感病毒监测、流感病毒的生态学研究、广谱中和抗体及通用疫苗的研究、应对流感大流行的病原学风险评估四方面，其中季节性流感病毒监测是制定公共卫生政策及后续研究的核心防控措施.③与甲型流感类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流行受温度等气候因素影响，同时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也影响其传播，亟需借鉴较成熟的甲型流感的防控经验、技术和平台.建议在加强病毒监测的同时，深入开展病毒生态学研究、病原学风险评估和药物开发，对完善疫情防控工作和预警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二次暴发及传播至关重要.研究结果将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未来传染病疫情的防控及预测预警提供参考和研究思路.

我国城市新冠肺炎发病率的地理分布格局：人口迁徙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梁泽, 王玥瑶, 孙福月, 梁琛瑜, 李双成

2020, 33(7): 1571-1578.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5.45

摘要(1309) HTML (126) PDF(618)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我国城市系统面临严峻挑战.认识城市尺度新冠肺炎发病率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可以为面向公共卫生安全的城市发展提供参考.以我国282个城市作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2020年1月1日—3月5日我国城市人口迁徙与社会经济因素对新冠肺炎发病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解释力（整体R²=0.40）显著高于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模型（整体R²=0.02）.②武汉迁入率较大地增加了武汉周边城市的新冠肺炎发病率，该效应随着与武汉地理距离的增加呈现空间衰减特征，东北和西南部分地区除外.③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东南经济较发达地区对新冠肺炎发病率的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④人均绿地面积和人均医务人员数量指标的提升仅在全国少部分地区显示出积极作用，其中不包括武汉周边城市.相反，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对于武汉周边地区新冠肺炎发病率的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显示，我国城市的新冠肺炎发病率及其与人口迁徙/城市社会经济指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模式，其中来自武汉的人口流入、公共财政支出和绿化水平的影响均呈现一定的空间衰减特征，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则呈现地域性依赖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

李厚禹, 蒯伟, 邵振鲁, 刘亚琦, 徐艳, 郑向群

2020, 33(7): 1579-1588.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5.43

摘要(1145) HTML (138) PDF(781)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影响了我国经济水平较低、环境管控力度较薄弱的农村地区的发展.通过对新冠肺炎防疫过程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剖析，探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垃圾堆积、污水处理不当、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不达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农村人居环境薄弱环节，存在形成病毒传播扩散途径的风险.而交通运输限制虽然有效抑制了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但也致使农村人居整治工作延滞.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扩散在短期内限制了农民行为活动，降低了群众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热情.据此，建议应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制度，完善整治工程技术，从而在有效管控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同时，更好地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疫情过后恢复农民生活、农业生产以及农村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影响病毒在物体表面和空气中生存的因素分析

牛琳, 梁为纲, 汪霞, 穆云松, 王珺瑜, 武迪, 赵晓丽

2020, 33(7): 1589-1595.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5.37

摘要(918) HTML (79) PDF(495)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安全和影响国家经济发展.截至目前，关于环境条件（湿度与温度）、空气污染及人为活动对2019-nCoV传播的文献鲜见报道.由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采样困难，难以开展直接试验研究，因此通过对国内外其他类似病毒文献调研，探究影响病毒传播和生存的影响因素，以期为疫情防控和控制2019-nCoV传播提供指导.结果表明：①冠状病毒在低温低湿的环境中能够保持较长的存活时间与传播力，尤其在干燥物体表面停留时间更长，如冠状病毒能在温度为22~25℃、相对湿度（RH）为40%~45%的光滑物体表面存活5 d以上；②同时，冠状病毒气溶胶在低温低湿的条件下也具有高存活率，提示在密闭环境中2019-nCoV气溶胶可能在温度为20~25℃、相对湿度为30%~50%的条件下具有较高的存活率；③颗粒物浓度越高，2019-nCoV传播的风险可能随之增加；④感染者的行为活动也对2019-nCoV的传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应避免在人群中打喷嚏、咳嗽，并且用手、手肘或其他物品加以防护，降低病毒传播的可能性.综上，提出几点疫情防控的相关建议，如改善室内微环境和开展2019-nCoV的检测、灭活、影响因素、传播规律等相关研究工作.

环境因素对病毒在水体中生存与传播的影响

王珺瑜, 赵晓丽, 梁为纲, 牛琳, 汪霞, 王晓蕾

2020, 33(7): 1596-1603.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5.47

摘要(1197) HTML (224) PDF(606)

摘要: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2019-nCoV在粪便和污水中的检出揭示了病毒介水传播的可能性.了解各类环境因素对水源性病毒生存与传播的影响对介水传染病的防控及病毒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调研，探究了影响病毒在水体中生存与传播的主要环境因素.研究表明，致病病毒在水环境中的存活和传播潜力与紫外线照射、水体温度、pH、盐度以及水体中存在的微生物和悬浮颗粒物等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即：①低温能够大幅延长病毒的存活时间，更有利于病毒在水体中的传播；高温能够加速病毒失活从而削弱病毒的传播潜力.②紫外线照射通过破坏病毒核酸能够有效去除和灭活病毒.③水体中的微生物能够产生对病毒颗粒不利的代谢物，或利用病毒衣壳作为营养来源，从而导致病毒失活.④各类水体中存在的大量悬浮颗粒物对病毒的吸附大大延长了病毒的存活时间，从而增强了病毒在水体中的潜在传播能力；此外，悬浮颗粒物能够促进或阻碍病毒在多孔介质中的传输与滞留.⑤pH通过改变病毒颗粒的表面电荷，影响病毒的团聚，从而影响病毒在水环境中的持久性.⑥无机离子通过影响病毒的团聚和吸附性能，从而改变其活性.环境因素对病毒存活的影响可能因不同的病毒特性而异，因此，应进一步探讨水环境中2019-nCoV存活能力的变异性，2019-nCoV在废水和饮用水处理过程中的赋存与归趋，并对废水、娱乐水域和饮用水中的2019-nCoV进行长期监测和定量风险评估.

病毒对地下水的入侵风险与防控对策浅析

李瑞, 徐从超, 姜玉, 郝艳, 杨予宁, 李鸣晓, 姜永海, 许秋瑾, 席北斗

2020, 33(7): 1604-1610.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6.09

摘要(732) HTML (63) PDF(406)

摘要:
病毒可能会成为人类未来的“头号公敌”，全球地下水病毒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因此，病毒对地下水的影响和防控逐渐受到国际重视.为进一步了解地下水病毒入侵，通过文献检索调研，分析了病毒进入含水层的途径、在地下水中迁移的限制性因素、在多孔介质中的转化过程，总结了地下水病毒入侵防控相关方法、技术、政策，探讨了风险防范意识有待加强、地下水病毒科学研究存在短板、应急防控与预警能力不足等问题及挑战.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初步提出地下水病毒入侵风险防控对策建议：①源头排查风险，防患于未然.在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及补给区，排查防疫类污染源渗漏情况，经过化学或高温消毒后再使用农村地下水饮用水、生活用水.②加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病毒调查研究.研究病毒在土壤及地下水中的存活能力、迁移转化机制、环境行为特征、模拟预测技术、健康风险评价方法，制定相关规范、指南.③筹划应急防控对策.做好地下水应急监测预警、饮用水消毒处理、环境质量信息公开等相关准备工作，制定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病毒应急防控预案.

病毒在土壤中的存活时间与传播能力及其影响因素

吴颐杭, 刘奇缘, 杨书慧, 马瑾

2020, 33(7): 1611-1617.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5.40

摘要(1100) HTML (256) PDF(567)

摘要:
土壤是病毒在自然界主要的分布场所，也是病毒传播的一种媒介.对流感病毒、肠道病毒、甲型肝炎病毒和冠状病毒在土壤中的存活与传播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探究了病毒在土壤中吸附与存活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感病毒、肠道病毒、甲型肝炎病毒和冠状病毒均能在土壤中存活较长时间，并能以土壤为介质进行传播，进而导致人体暴露；土壤微生物、含水量、土壤类型及温度是影响病毒在土壤中吸附与存活的主要因素，土壤微生物的存在、含水量的降低以及温度的升高可能阻碍病毒在土壤中的存活，黏粒含量及pH较高的土壤中病毒的吸附量与存活率较高，而金属氧化物及有机质含量较高的土壤中病毒的吸附量与存活率较低.基于上述分析，对病毒在土壤中存活与传播的研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如系统开展我国土壤病毒的调查研究，加强病毒在土壤中存活、传播规律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等.研究显示，土壤在病毒的环境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不可忽视病毒经土壤传播产生的风险.

病毒在无生命物体表面存活时间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杨书慧, 吴颐杭, 屈雅静, 刘奇缘, 伍海闻, 龚逸伟, 马瑾

2020, 33(7): 1618-1623.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5.41

摘要(864) HTML (66) PDF(580)

摘要:
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病毒性传染病在人群中的发生需具备3个相互关联的条件，即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其中传播途径是一个关键环节.从环境传播的角度，综述了包括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等病毒在无生命物体表面的存活时间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一些具有传染性的病毒能在多种无生命物体表面存活一定时间，进而可能通过物体表面进行环境传播，造成潜在的健康风险；物体材质、温度、湿度以及病毒载量等因素是影响病毒在无生命物体表面存活的主要因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理等过程提出了针对性的防控措施，以期对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病毒的环境传播防控对策提供参考.

我国淡水环境中卤乙酸类消毒副产物的预测无效应浓度研究

张瑜, 丁婷婷, 肖欣欣, 张亚辉, 何连生

2020, 33(7): 1624-1631.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5.42

摘要(741) HTML (65) PDF(322)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消毒剂超量使用，导致大量DBPs（disinfection by-products，消毒副产物）进入自然水体，可能对水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以5种HAAs（卤乙酸类）消毒副产物（一氯乙酸、二氯乙酸、三氯乙酸、一溴乙酸和二溴乙酸）为研究目标，基于筛选的本土水生生物的毒性数据，采用欧盟《风险评价技术指导文件》中的评估系数法和平衡分配法分别推导了5种HAAs在水体和沉积物两种介质中的PNEC（预测无效应浓度）值.结果表明：5种HAAs对水生生物的急、慢性毒性大小顺序均为一溴乙酸>一氯乙酸>二氯乙酸>三氯乙酸>二溴乙酸；5种HAAs（一氯乙酸、二氯乙酸、三氯乙酸、一溴乙酸和二溴乙酸）的PNEC_w（水体的预测无效应浓度）分别为0.025、0.030、0.060、0.016和1.956 mg/L，PNEC_s（沉积物的预测无效应浓度）分别为0.021、0.026、0.057、0.013和1.679 mg/kg（以湿质量计）.研究显示，污水处理厂出水中排放的DBPs对水生态环境可能造成潜在的风险和危害，应加强对污水处理厂出水中5种HAAs的监测和去除，从而减少排入到自然水体中的HAAs含量.

国内外饮用水余氯限值及监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薛荔栋, 朱红霞, 金小伟, 张霖琳, 袁懋

2020, 33(7): 1632-1639.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6.10

摘要(863) HTML (112) PDF(479)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大规模使用含氯消毒剂，其残留可能对水环境及人体健康造成影响.我国饮用水水源地质量标准并未设置余氯项目及其浓度限值，且缺乏统一的余氯现场快速分析方法标准.为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的水质余氯监测与评价提供参考，对国内外饮用水标准余氯限值、实验室标准分析方法、现场快速分析方法等进行汇总分析，结果表明：①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在饮用水标准中分别设置了出厂水中余氯限值（范围为0.1~2.0 mg/L）、管网末梢水中余氯限值（范围为0.1~1.8 mg/L）及饮用水中余氯最大允许浓度（范围为4~5 mg/L）.②比色法、容量法因其具有反应迅速且稳定、准确度及精密度较高等优点而成为国内外实验室主要标准或推荐分析方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检出限最低，灵敏度最高，可用于余氯痕量分析.③余氯现场快速分析方法多以比色法为主，在线监测方法多为电化学方法，但缺乏统一的标准方法.研究显示，国外饮用水标准中余氯最大允许浓度为5 mg/L，WHO推荐高风险环境下的管网末梢余氯浓度最低为0.5 mg/L，建议尽快开展水质余氯现场监测方法标准化研究.

含氯消毒副产物的种类、危害与地表水污染现状

朱红霞, 薛荔栋, 刘进斌, 陈烨, 金小伟, 袁懋

2020, 33(7): 1640-1648.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6.14

摘要(1188) HTML (158) PDF(503)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含氯消毒剂被大量使用，含氯消毒剂会与水中本底存在的有机物反应生成含氯消毒副产物（CDBPs），CDBPs包括卤甲烷、卤乙酸、无机卤氧酸盐、卤代乙腈、卤化氰、卤化硝基甲烷、卤代乙醛和其他CDBPs.梳理了各类CDBPs的危害，结果表明：大部分CDBPs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突变的“三致”毒性，在自然水体中威胁水生生物安全和人群健康；虽然现阶段大量研究集中于饮用水中的消毒副产物，但也有少量研究证实地表水中已有消毒副产物的检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含氯消毒剂使用量较大，建议对余氯呈阳性的地表水继续开展主要CDBPs的筛查，有针对性地开展监测，推动含氯消毒剂的合理使用；同时，应加强监管，在地表水质量标准修订时完善消毒副产物指标，在相关行业废水控制标准中增加消毒副产物指标，避免对地表水生态系统造成次生环境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佩戴口罩防护行为研究

曹素珍, 温东森, 陈星, 魏佳宁, 王贝贝, 秦宁, 段小丽

2020, 33(7): 1649-1658.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6.18

摘要(1239) HTML (48) PDF(877)

摘要:
口罩作为阻隔病毒传染的物理方式之一，其能阻断病原体经飞沫传播，同时具有双向隔离保护作用.佩戴口罩对于公众防范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风险和维持人体基本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佩戴口罩的行为模式特征，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模式调查，分析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居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佩戴口罩的行为特征，并探讨不同潜在风险人群佩戴口罩行为模式的差异性.结果表明：①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人群外出佩戴口罩的比例在99%以上，显著高于非疫情期间的口罩佩戴率（16.05%），其中，医务人员以及与人群广泛接触群体的口罩佩戴率最高（100%）.②居民以仅佩戴医用外科口罩、仅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以及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3种模式为主，占31种口罩佩戴模式的60%以上.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同职业人群、不同所属人群以及不同疫情地区人群佩戴口罩的比例均存在显著差异.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佩戴口罩的更换频次多为累计使用时长4 h更换一次和累计使用时长24 h更换一次.⑤人群外出佩戴口罩的比例随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程度的升高而增加.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分布特征和管控措施存在差异，但居民佩戴口罩行为均表现良好，其中居住地不存在疑似病例的人群比居住地存在疑似病例的人群的口罩佩戴率更高，说明人群佩戴口罩行为与疫情的发展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人群佩戴口罩这一防护行为总体执行较好.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洗手行为研究

曹素珍, 魏佳宁, 陈星, 郭倩, 郑方圆, 段小丽

2020, 33(7): 1659-1667.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6.17

摘要(940) HTML (128) PDF(502)

摘要:
直接接触和飞沫传播等方式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合理的洗手行为是切断暴露途径和降低病毒感染风险的有效防控措施，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具有重要的作用.该研究于2020年2月25日—3月14日，采用电子问卷的方式调查了覆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 728个县（区）18岁及以上的居民，收集共计8 330名成人的洗手情形及洗手时长等信息，分析不同暴露情景下的洗手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女性、城市地区居民在洗手比例和洗手时长上均分别高于男性、农村地区居民.人群在一般暴露情景下的洗手比例较高，而对于病毒感染风险较高的暴露情景（如咳嗽或打喷嚏后、接触他人后等）的洗手率（分别为73.6%和83.9%）排名靠后，说明人群对病毒的传播途径和防护措施有待深入理解；在洗手时间上，根据WHO规定的洗手时长标准（20 s），仅有41.7%的人群洗手时长合格（大于20 s），城区居民洗手时长的合格率（42.0%）显著高于农村地区（39.7%）；总体上，具有外出经历的人群洗手比例较未曾外出的人群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住地是否存在新冠肺炎疑似和确诊病例显著影响居民的洗手行为，但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居民的洗手时长合格率（37.2%）最低，反而疫情最轻的地区居民的洗手时长合格率（43.6%）最高，说明居民的洗手行为可能受疫情等多方面的影响.研究显示，相比于非疫情期间而言，疫情期间我国居民洗手行为发生率提高，洗手时长合格率提高，但是仍然水平偏低.应提高居民洗手行为意识，科学地执行洗手这一防护措施，相关政策制定以及个人防护应当进一步关注和重视洗手行为的防疫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开窗通风频率和时间研究

高菲, 徐翔宇, 郭倩, 曹素珍, 魏佳宁, 王贝贝, 秦宁, 段小丽

2020, 33(7): 1668-1674.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6.15

摘要(1194) HTML (148) PDF(517)

摘要:
密闭空间增加了气溶胶传染的几率，开窗通风对于降低感染风险、维持人体健康需求的新风量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同地区人群开窗通风行为模式特征，通过电子调查问卷获取了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 784名居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开窗通风频率和通风时间及人口学信息，分析了不同人群的通风行为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调查中99.7%的居民会开窗通风，其中有69.2%的居民通风频率大于2次/d，38.2%的居民通风频率大于3次/d，不同人群间通风频率差异显著.②各地区居民的每日通风时间在93~126 min之间，受疫情影响程度高的地区居民开窗通风时间更长；与非疫情期间相比，各地区居民的通风时间在疫情期间均大幅下降.③疫情期间我国人群开窗通风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疫情相关因素和非疫情相关因素.其中，疫情相关因素主要是小区管控措施和小区周边医院分布情况，小区实施疫情管控措施及小区周边有定点医院的人群通风频率较高；非疫情相关因素主要是居民住宅类型、楼层及环境温度，相比于单元楼或公寓，居住在平房的人群通风频率较高，居住在单元楼或公寓的人群通风频率较低.④居住在单元楼或公寓中层的居民通风时间最长，居住在低层的居民通风时间则最短.调查人群的开窗通风频率和通风时间均与环境温度呈显著正相关.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99.7%受试者具有开窗通风行为，各地区居民的每日通风时间在93~126 min之间，少于非疫情期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人群交通出行行为分析

姜楠, 李赛, 曹素珍, 魏佳宁, 王贝贝, 秦宁, 段小丽

2020, 33(7): 1675-1682.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6.16

摘要(2145) HTML (67) PDF(1159)

摘要:
为了解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群出行频次及交通方式，调查收集了2020年2月25日—3月14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 330名居民疫情期间的出行频次及交通方式等信息，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疫情严重程度进行等级划分，分析不同疫情等级下人群交通出行方式的差异，并与非疫情期间进行对比.结果表明：①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调查人群中有75.1%的人有出行行为，其中，5.5%的人一天多次外出，17.6%的人每周出行频次不到一次.出行过程中乘坐公共交通和出租车这两类感染风险较高的交通工具的人数占比分别为6.3%和4.0%.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的出行频次和交通方式可能受性别、年龄、城乡、片区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当地或附近疑似/确诊病例情况的影响，还可能与所在省份疫情严重程度有关.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等地区人群出行频次及交通方式受疫情影响变化相对较小，湖北省居民出行频次及交通方式与非疫情期间相比变化最大.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成人居民选择步行和小轿车（出租车和私家车）出行的人数占比远高于非疫情期间，而选择公共交通和自行车或电动车等交通方式的人数占比与非疫情期间相比有所降低.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改变了我国人群出行频次及交通方式.

我国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体系构建思路

张筝, 程亮, 王夏晖, 卢然, 魏长河, 雷梅

2020, 33(7): 1683-1690.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5.49

摘要(982) HTML (89) PDF(416)

摘要:
自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来，我国医疗废物处置从单一简易焚烧转变为多种形式的统筹应用，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在管理和技术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尽管面临更为复杂的医疗废物风险防控形势，但在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水泥窑设施、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医疗机构自备处置设施等不同类型处置设施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仍然实现了全部医疗废物的安全处置.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较为被动的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响应方式暴露出我国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力较为薄弱的现状，存在顶层设计缺乏、应急储备不足、技术支撑欠缺等突出问题.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医疗废物应急处置体系的建议：①充分衔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开展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制度设计；②科学制定并实施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统筹考虑应急处置能力配置；③评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形式，总结合理技术路线；④推进应急物资储备、处置队伍和专家队伍建设等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响应速度.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废物收集管理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罗兰, 张俊丰, 王红梅, 李宇婷

2020, 33(7): 1691-1697.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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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的医疗废物收集与管理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其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收集设施缺乏环境生物安全控制标准、基层人员对医疗废物管理不规范、医疗废物应急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为补齐防范重大公共事件中环境生物风险控制的短板，在现有收集技术、管理趋势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提出以下建议：①鼓励研究多种可广泛应用于一般生活垃圾、一般医疗垃圾以及高传染医疗废物，并对人类和生态环境无害的分类收集设施，可将生物安全控制技术融合至废物分类设施.②医疗废物合理规范管理是城市、乡村环境管理中的重点，但对于民用防疫废物的收集和处置方面仍有漏洞，应尽快制订新型冠状病毒类传染病重大公共事件的民用医疗废物管理应急标准.③为了对医废管理流程进行实时监管，可参考“工业互联网”“智慧环保”和“互联网+”，与“5G”技术结合构建“数据闭环-及时监管”数据库来提升收集与管理效率.

补齐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收集处理短板的思考和建议

程亮, 张筝, 孙宁, 刘双柳, 陶亚, 徐志杰, 王志凯

2020, 33(7): 1698-1704.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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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推动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加快补齐医疗废物、危险废物收集处理设施方面短板”有关指示精神，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管理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全国医疗废物、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情况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情况，通过数据分析和政策文件系统梳理，识别出医疗废物、危险废物收集处置短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目前仍存在医疗废物收集处置和管理有待加强、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力薄弱、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不匹配不均衡、集中处置区域合作和跨省（区、市）协同有待探索、处置产业有待升级发展等问题.建议编制实施全国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收集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提升医疗废物环境管理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升医疗废物、危险废物调查评估和监管信息化能力，统筹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危险废物处置设施体系，推动利用处置技术优化升级，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聚焦重点领域，推进医疗废物危险废物补短板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废收处人员防护措施及暴露风险调查研究

郑方圆, 徐翔宇, 曹素珍, 段小丽, 马瑾, 赵晓丽, 徐建, 吴丰昌

2020, 33(7): 1705-1710.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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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废物产生量急剧增加，给我国的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以及收运处置人员的防护带来了严峻考验.为研究医疗废物的收运、暂时贮存、处置等各环节工作人员的潜在风险及暴露防护措施，选取浙江省某典型医疗废物处置中心90名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分析了不同工种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水平，以及存在感染风险的物品或位置对其选择防护措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90名被调查者中，98.9%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会佩戴医用防护口罩或全面罩和半面罩，87.5%的工作人员会穿工作服，79.6%的工作人员会佩戴工作帽，64.8%的工作人员会选择穿戴橡胶手套、防护靴来进行防护，近距离接触医疗废物时还会穿戴护目镜（55.7%）和防护服（33.0%）；单次任务结束后，100%的被调查者会选择用流水、肥皂、快速消毒剂或0.3%~0.5%的碘伏消毒液来清洗双手或洗澡清洁，94.3%的被调查者会对个人工作物品进行消毒；所有人员回家后均会采取洗手、消毒、衣物通风晾晒等防护措施；不同工种工作人员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主要与工作过程中可能触碰到的存在感染风险的物品或位置有关，其中可能触碰到周转箱（桶）或一次性包装容器外表面和内壁等高风险物品的工作人员更倾向于采取更高级别的防护措施.研究显示，此次调查中不同工种工作人员的防护合格率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未来需要制定更加详尽具体的政策规范，并加强对该从业人员的管理和培训，增强其防范意识，降低职业暴露风险.

环丙沙星胁迫猪粪生物转化中抗性基因微生物响应分析

夏湘勤, 唐朱睿, 黄彩红, 席北斗, 郭威

2020, 33(7): 1711-1720.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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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抗性基因（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ARGs）是一种新兴污染物，持续累积会引发环境健康风险，也可通过水平转移诱导耐药细菌产生，从而危害人类健康与国家生物安全.当前关于ARGs的研究多集中于水、土壤、大气等环境介质，固体废弃物领域ARGs研究尚局限于其丰度变化与影响因素方面，对抗生素-ARGs剂量-效应关系、导致ARGs丰度变化的微生物响应机制仍有待深入研究.基于此，开展了不同浓度水平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CIP）胁迫下猪粪堆肥试验，环丙沙星添加量分别为25 mg/kg（A25）、50 mg/kg（A50）、100 mg/kg（A100），同时设置空白对照0 mg/kg（CK）.采用分子生物学手段、网络分析、统计学分析等方法，解析了不同浓度环丙沙星胁迫猪粪好氧堆肥过程中喹诺酮类ARGs丰度变化的微生物响应关系，并重点探讨了潜在宿主菌中致病菌的分布及其与ARGs的相关性.结果表明：①经堆肥处理，CK、A25和A100堆体中喹诺酮类ARGs总丰度均受到不同程度削减，A50堆体中ARGs总丰度未被削减（升高2.73倍）.而高温期除CK外，3个处理组中ARGs丰度均显著降低（P < 0.05），表明堆肥高温期或是削减ARGs的关键阶段.②狭义梭菌属（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水微菌属（Aquamicrobium）、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及交替赤杆菌属（Altererythrobacter）既是堆肥环境中优势菌属，也是喹诺酮类ARGs潜在宿主微生物，主要分布在厚壁菌门（Firmicutes）和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③丰度较高的致病菌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和链球菌（Streptococcus）是喹诺酮类ARGs的潜在宿主菌，且至堆肥腐熟期，仍有部分致病菌均未被完全去除，可见猪粪堆肥过程中存在ARGs向致病菌转移的环境健康风险.研究显示，加强高温期干预调控，是有效阻控ARGs环境污染行为的关键节点，研究可为固废资源化过程中ARGs环境健康风险防控提供参考.

菌渣中青霉素对蔬菜种子萌发的生态毒性效应

马双, 许继飞, 刘宏博, 吴昊, 崔思嘉, 周睫雅, 王旭明, 田书磊

2020, 33(7): 1721-1728. doi: 10.13198/j.issn.1001-6929.2020.05.44

摘要(739) HTML (80) PDF(374)

摘要:
为推动青霉素菌渣环境安全利用技术规范的建立，以油麦菜、油菜、白菜和生菜4种蔬菜为研究对象，以种子发芽率、幼苗鲜质量、芽长和根长为毒性敏感指标，研究了不同处理组〔ρ（PG）分别为10、100、200、400、800、1 200、1 600、2 000、2 400、3 200和4 000 mg/L〕和对照组的青霉素（Penicillin，简称“PG”）对4种蔬菜种子萌发的生态毒性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与对照组相比，各处理组4种蔬菜种子发芽率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当ρ（PG）≥1 200 mg/L时，油菜种子的芽长增长率在60%左右，且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差异（P < 0.05）；在ρ（PG）为200 mg/L时，生菜鲜质量达到最大值（0.29 g），较对照组增加了10.37%，白菜鲜质量在ρ（PG）为400 mg/L时达到最大值，较对照组增加了5.76%，而在试验浓度范围内，各处理组4种蔬菜种子的根长均随着ρ（PG）的增大表现出逐渐增强的抑制作用.②PG对4种蔬菜的根长抑制率剂量-效应关系均符合Allometric模型，即y=ax^b〔其中，x为ρ（PG），y为根长抑制率，a和b均为常数〕.③油麦菜、油菜、白菜和生菜4种蔬菜对PG的根长半抑制浓度（IC₅₀）分别为1 675.11、995.67、3 736.40和2 510.24 mg/L，4种蔬菜根长抑制率对PG的敏感程度表现为油菜>油麦菜>生菜>白菜（P < 0.05）.研究显示，与油麦菜、白菜和生菜相比，油菜更适合作为PG的生态毒性指示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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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33卷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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